法国近期引发社会震荡的接连示威，起因是一群失去耐心的、愤怒的年轻人要求增加教师、改善校舍和课堂环境。随后，教师、工会、公共部门雇员，乃至八年前因燃油税问题而爆发的“黄背心”运动参与者相继加入，围绕单一议题的抗议转变为一种普遍的愤怒：燃油、食品和能源价格不断上涨、购买力下降、公共服务不足、税负高涨，经济增长乏力。
福利国家曾经依靠稳步的经济增长来缓和这种冲突，在当今财政能力的约束下，欧洲国家愈发难以同时满足三个目标：维持社会福利、控制债务规模、恢复经济增长。
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，比尔·克林顿的竞选口号折射出这位选举天才敏锐的洞察力：“笨蛋，问题是经济！”三十年后，这句话仍在欧洲政治中具有强大的解释力。
欧元区的退休人员和老龄化相关公共支出，将从2022年占GDP的25.1%升至2070年的26.5%。这笔支出，不仅依赖长期经济增长，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的稳定增长，更需要主要欧洲国家能始终执行稳健、可预测且符合财政理性的政策。这些基准条件，在如今的政治、经济条件下，未必能够实现。因此，从经济和财政理性的角度，延长工作年限、提高劳动参与率、降低养老金的相对数额是确定的选择。但是延迟退休，会对占选民大多数的工作人口造成严重痛感，激起普遍不满；削减养老金，则开罪老龄化社会中占比很高且投票率往往最高的退休群体。无论哪一种选择，都会立刻招致政治反弹。
自2000年以来，美国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几乎达到欧盟的两倍。在全球市值最高的50家科技公司中，只有4家来自欧洲。过去50年，欧盟没有诞生一家从零发展至市值超过1000亿欧元的企业，而美国目前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六家企业，却都诞生于这段时期。在新兴领域，如光伏、新能源汽车、互联网、人工智能等，欧洲已经一败涂地，从竞争者中出局。欧洲的确仍有科研实力、人才和资本，但越来越难以把它们转化为足够大的新企业。从2008年到2021年，在欧洲创立并成长为“独角兽”的企业中，有近30%把总部迁往海外，其中绝大多数去了美国。
欧洲严格的环保、消费者保护和隐私政策诚然反映了进步的理念，却最终以提高投资和生产成本的方式损害了增长。雪上加霜的是，俄乌冲突打破了欧洲依靠廉价俄罗斯能源的工业基础，欧洲企业必须面对显著高于美国的天然气和电力成本，化工、钢铁、化肥和汽车等传统支柱产业承受双重挤压：一边是能源和监管成本，一边是美国补贴与关税政策和中国制造业的竞争。
欧洲的发展模式高度嵌入了“安全依靠美国、能源依靠俄罗斯、市场依靠全球化”的框架。如今，这一框架已濒临瓦解，欧盟依托的国际秩序不再，劳动力短缺、监管过度、公共开支过高和严峻的债务问题，却全部摆在欧洲各国政府的台面上。
在法国站上街头的抗议者们要求更多的福利、更少的税负、更早的退休年龄、更低的物价和更平缓的债务增长。任何执政者都无法实现这些愿望，受益的只能是那些未曾执政的、夸夸其谈的极端政治势力。普通百姓未必真心支持非执政党的政策，而更多源于对执政者的愤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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